回观这段实践，千头万绪，感慨良多；陪社区走过的这一段，是我们在相互搀扶中共同进步的历程：我们从社区吸取养分，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而社区也在我们的支持下，顽强前行、自主发展。

由于整个项目过程内容繁琐、线索过多，因此在这里，我会抛去项目导向的实施过程，重点回观与总结在社区实践中的有关农村现状及农村发展问题的一些再认识，并拉扯出机构以促进村庄组织化与社区民主为目的乡村治理手法与符合社区实际的实践策略的形成。

一、介入社区发展

1、第一次接触：洪灾救援行动

2002年深秋，横穿B市织金县Z乡S村与L镇Y村的河流--“干河”因连日暴雨导致水位上升，最后形成当地近50年来罕见的洪灾，给沿河一带老百姓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在得到灾情的具体报告之后，某知名国际基金会迅速开展紧急救援，为两个村庄的超过500个家庭提供可以安全渡过灾期的粮食、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

在救灾的过程中，当地农民悲苦的生存现状不断冲击着救援人员的内心，“惨不忍睹，只有窒息没有眼泪”，特别是S村，这个散落在峡谷之中、河流两岸的美丽的小山村，因交通蔽塞、生态脆弱，曾经被有关权威部门评估为“不适合人居的地区”。但简单的一句话--“几代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竟成为地方决策者作出决策的主要依据，而当地农民则在改革开放的一派歌舞升平中过着与世隔绝的悲苦生活。

在救援行动结束后，在一片凄风苦雨中村民用简单的芦笙舞与自酿的包谷酒欢送他们“眼中尊贵的客人”。在离开村庄时，大家伙都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我们还能为村民们做些什么。

2006年，在基金会的委托下，我们团队深入Z乡S村与L镇Y村，开展了几次基于生计基线及发展规划的田野调研，并取得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这为我们与社区未来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与地方政府沟通的过程中，L镇政府对我们的介入心存戒心，而Z乡政府则对我们的到来表示道义支持。为了降低未来工作的政治敏感性，保证发展工作的可持续推进，我们单方面选择了S村作为未来的潜在合作伙伴。

2、社区简介：无法描述的贫困

S村位于贵州省B市，属Z县Z乡管辖，是一个多民族（苗、汉、仡佬、布衣等）聚居的国家级贫困村，共有人口1530人。村庄经济落后，2006年的统计表明，该村人年均收入不足500元。村庄位于山谷之中，交通不便，“养只母猪都赶不出来卖”。有一条叫“干河”的季节性河流横穿村庄，河两岸的坝子上是900亩肥沃的耕地，每年的7月至11月间，干河基本上都会泛滥一次，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危害。

由于农业收入有限且乡村生活苦闷，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进城务工，占家庭总收入70%以上的务工收入支撑着留守家庭的生计、老人的抚养及孩子的教育。同时，社区没有任何公共财政积累，村干部的工资极低，因此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村主任与村支书由一人“一肩挑”，也仅由这个人，承担着整个村庄的公共事务与行政事务的管理与落实，辅之于乡政府下派的“包村干部”的协作。

记得第一次进村时，我们都被眼前的破败所震惊，有些成员甚至表示，“心头堵得慌，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下，贫困的延续并不可怕，后发的“散掉”才让人心如死灰。

其实，自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对S村的扶贫力度是不断加大的。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体制内传统扶贫模式存在资金流向不透明、资金无法如数/如期到位以及扶贫过程中农民意愿、农民参与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其推入实践的结果也是“扶而不富”，甚至是“扶贫致贫”。针对这种现象，有老百姓就说，只要是政府推广的，我们就不愿意参与。2006底，Z县扶贫办爆发了贪污扶贫款、截留扶贫资金以及采购劣质种苗坑农害农等一系列丑闻。自此之后，地方政府扶贫机制的公信力完全坍塌倒地，当地农民“闻扶贫色变”，很多农民认为，“扶啥子贫嘛，越扶越贫，还不如直接发钱给我们”。

3、初步的发展共识：生产结构调整

2006年，我们的农村发展团队正处于初步组建与能力建设阶段。除“带头大哥”外，其他成员都没有农村社区工作经验；没有项目支持，我们只能通过三农理论学习与外出参观考察来提高对中国三农的认识。就在那一年，我们团队通过“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方式制定出机构使命及机构理念，除此之外，我们只能蹲在办公室里死啃参与式、赋权等NGO社区工作教条，而无法通过社区实践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策略及工作手法。

在这样的机构发展背景之下，我们懵懵懂懂地介入了S村的发展。

在对调研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及对体制内扶贫模式进行反思总结之后，团队内部初步制定出介入社区发展的工作策略与项目思路，一是社区为本，尊重当地人的发展意愿，而我们作为外来力量，只扮演协作与支持的角色；第二，单方面制定出“以种养生产调整应对灾害，以农民能力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引擎，探讨贫困山区生计改善新途径”的扶贫思路，至于具体的发展方向及实施策略，必须以当地人的共识为导向；第三，边做边调整，与社区共进退、同成长，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农村团队能力建设的过程。

2006年7月份，我们正式进驻S村，与社区共商发展大计。

由于有了合作救灾及合作调研的经历，我们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互信关系，因此，我们的进驻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合作框架的形成也几乎畅通无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及如何做。

毫无疑问，通过生产发展促成生计改善，成为当地农民最显性的发展需求；而一年一度的洪灾则是S村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将近2个月的需求评估过程中，村民“谈洪色变”，表达最多的也是生产如何避开洪水的问题。经过多轮专家论证及社区沟通后，在我们的协助下社区初步形成如下生产发展方向：种植抗灾能力强的、生长期短的蔬菜为主，以避开洪水，减少因灾损失；产品以进入贵阳等蔬菜批发市场为主，并通过合作入市分摊销售成本。

协作社区将这个方案推入实践，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社区工作的起点。其实，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直接回应社区最显性的发展需求，然后边走边做、见招拆招。

但是，好的开端并不代表过程的一帆风顺。2007年8月，项目工作正式启动。在此之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们与S村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有痛苦有喜悦的亲密合作。

二、、为何乡村治理，如何乡村治理

1、何为乡村治理：最初的认识

在机构成立之始，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涉农理论学习。毫不疑问，这一类型的学习系统地提高我们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实践方向上。

在没有进入实战阶段之前，我们对乡村治理的理解是，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同时我们也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延伸，最终摧毁“官督绅办”的乡村半自治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国家化与行政化；进入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实行所谓的村民自治改革，国家权力开始从乡村一定程度的退出（也有人认为是假退真进）。因此，目前国内大部分关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以国家权力的进退为视角，探讨基层自治改革的各种可能。

如此看来，如果以国家权力在基层的伸缩为导向来谈乡村治理的话，民间社区发展工作的介入与乡村治理是没有多大关联的，或者是，发展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与思考以提高自身的认识，以村民自治的程度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合作平台，而不会触碰有关体制敏感领域，仅此而已。

进村前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的；或许，进村前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于乡村治理的想法。

2、为何乡村治理：不得不的选择

在项目启动之后，我们向村民公告了工作计划与资金明细，并与村委会及村庄骨干商量村庄与项目工作/项目资源对接事宜。与其同时，我们也开展大规模的入户访谈，想听听村民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其实，在项目规划的调研阶段，我们曾经做过村庄权力结构评估。但当时村民并不明白我们调研的最终目的，因此村民只传递一些如村委会与村庄能人强人及其影响力等浅层次信息，并没有真实表达他们心中的偏好或喜恶。在确定援助资源进村后，村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慢慢凸现出来，一幅接近真实的村庄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图画得以逐渐明朗。

在访谈过程中，村干部一再表示，现在的村民不团结，很难管理，而且村庄目前没有任何农民组织，因此资金管理与分配以及组织协调的工作由村两委负责比较合适。毫不疑问，村委会美其名曰村民自治组织，但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民意被漠视，村民自治流于形式，而村委会作为基层政权的延伸，必然沿用体制内的惯性思维。

村庄骨干则普遍认为，村支两委已经失信于民，不值得信赖；而普通老百姓很刁，只会“等、靠、要”。一般来说，这些骨干都是村庄精英，“在村里混得很开”，因此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表明态度，但言语之中透露出很强的项目资源支配欲，但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出发点并非村庄共同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私欲。

村民的说法虽然很不统一，但矛头都基本指向村支两委。我们听得最多的是，“把钱分了吧，给他们管理的话有去无回”、“政府家在村子里做过扶贫，没有一次是做成的，因为我们不尿他们的帐”，等等。同时，我们从他们很多人的语气中听到了对项目人员的某些不满，主要原因是我们与村干部走得太近了，的确，我们之前对S村的多次访问一般都是由村干部与村骨干接待及陪同的。

在这里，村民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那就是要学会平衡村庄利益关系。

我们入户访谈的结果表明，S村的“散掉”现状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我们就倍感阻力重重。

社区为本的发展工作强调当地人的发展主体地位，这表示当地人不仅是实践主体，也是资源的管理者与分配者，但在桥上村这样一个被现代化、市场化与行政化挤压到垮掉边缘的村庄里，谁能代表民意来整合本村资源、承接外部支持？谁又能从村庄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组织与统筹本村的整体发展？如果没有组织化，缺乏合作，农民又如何对外具有谈判与博弈能力，对内具有公共服务自我供给能力？无法与市场对接达成经济增量，而公共服务的缺失又不能满足村民福利的要求，那么我们谈何乡村发展？

以上这段是项目团队内部经过多次讨论、PK甚至差点拳脚相向后的得出来的结论。

3、如何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沟通与教育

我们在访点期间的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对当天工作进行反思与总结，而一般来说，这个过程都是项目成员之间PK、死掐的过程。我们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就对应策略取得高度的共识：第一，开展大规模的社区沟通与教育工作；第二，组建一个民选的社区组织与项目资源/工作对接。

社区沟通与教育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分组沟通与教育，对干部，我们经常沟通的大意是，你们是行政治村的牺牲品，是不得不做的替罪羊；干群关系紧张是制度的安排，与你们个人无关，但事已至此，在这事上你们就当一次甩手掌柜吧，这也是改善干群关系的起点。对村庄精英，我们经常大概这样说，你们都是村庄里的能人，应该起到带头作用，村庄发展起来了，你们不但脸上有光而且还从中获得实惠等等，当然，我们也举了一些成功的村庄发展带头人的例子加以引导。对于群众，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合作起来的好处，比如在生产与市场方面可以分摊成本、减少风险，也可以组织起来对村级组织有所制约，或者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等等。这样的沟通与教育贯穿两个月的访点过程，我们的策略是软泡硬磨，那怕听到你耳朵起茧也要说，道理讲多了，老百姓自然会逐渐明白，以至认同。

二是举行由不同群体参与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不同群体之间妥协及合作对村庄的重要性，也在其过程中不断强调我们协同的角色及行动底线，并延伸到民选社区组织人员选拨及组织框架的讨论。在我的记忆里，项目初期的这样的系列会议不下10次。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后来的很多会议都是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且大家一聊就不知不觉聊到深夜一、两点钟；同时这个过程也让我们领会到中国农民的理性与智慧，比如社区发展协会人员选拨办法、组织架构以及管理职能等都是在我们的协作下由村民自主讨论产生的。

说到开会，的确是个技术活。项目人员在其中该扮演何种角色？开了那么多会，我们也慢慢找到了窍门，一是可以海宽天空，但要加以引导，否则三天三夜都无法形成共识；二是抛出问题，由群众自行讨论，但项目人员要以提问形式支持讨论者向共识靠拢；三是，一般来说，社区的弱势群体都会失声，强人话多且主导话题走势，这是项目人员要鼓励失声者发生，或者以提问形式压制强势者的主导，引导失声者介入话题。

学会沟通、学会教育，这是社区给我们上的第二堂课。

在项目进村三个月后，S村现代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民选组织---社区发展协会终于宣告成立。发展协会由村主任当“甩手掌柜”，村民授权项目团队推荐3名村庄骨干加入，另外由6个村民组用普选的方式各选出2名人选。很明显，这是一个各方相互沟通、相互妥协的结果。社区发展协会由多个不同功能的小组组成，其职责包括：管理项目资金、统筹项目工作、召集村民会议、组织村庄生产与公共服务建设等。

项目的进程证明，在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与村庄组织协调职能缺失的村庄现实里，社区发展协会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位，在与村委会的相互制衡、相互斗争中共同维护着村庄的社会与经济秩序，成为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后来，社区发展协会进行了几次改组，村民用合作的力量把一些“蹲着茅坑不拉屎”的村干部挤出协会，发展协会成为一个农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纯民间组织。同时，在寻找良好乡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一批村庄骨干也得到快速成长，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进步力量，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

当然这是后话，这里就无需赘述。

三、何为行动策略，如何行动策略

1、何为行动策略：项目需要与本土实际

项目宣布启动到真正推入实践，社区整整花掉了三个月的时间，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都需要成长以承受未知的实践进程。社区终于进入生产筹备及启动阶段。

民间机构的农村社区发展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撬动社区资源整合的过程。通过社区治理格局的完善或者重建，构建公共决策的民主氛围，促进群众积极参与，以致推动社区组织化的提高，而组织化的过程也是资源整合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对三个月以来工作的一个反思与总结的结果。

社区动员与组织初见成效，但援助资源如何与社区资源对接，才能起到合适的撬动效果？在项目规划里，我们设置了一笔配套资金赠送于社区，以支持社区特别是社区弱势群体发展生产，并计划以小额借贷的形式（社区发展基金，简称CDF）在社区内部使用。

但是我们的设计遭到社区群众的强烈反对，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社区缺乏新生产经验，生产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来很多农户将可能还不起借款而更加贫困；第二，资金的主要目的主要支持弱势家庭的生产发展，但弱势群体一般都存在资金使用能力及偿还能力差的特点，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借钱而远离新生产，也无法从项目中收益。

另外，在我们入户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进入2000年以后，当地的高利贷横行乡里，很多农民借了高利贷而无力偿还，很多人因此负债累累，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借贷存在很大的心理压力。

变更项目计划势在必行。在社区发展协会的组织下，我们与群众一起开会、讨论，再开会、再讨论。我们提议，用做农业保险行不行？老农说不行，评估指标太复杂了，我们整不来，何况市场的损失怎么衡量？有人提议道，用做生产补贴吧，生产补贴好，但要与国家的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给农户的生产打分，并按不同标准发放补贴，这种方法建议简易可行，而又能够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

最后大社区通过了生产资金用于生产补贴的方案，农户自担生产启动资金，项目资金用做补贴与奖励，轰轰烈烈的生产结构调整终于启动。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团队与资助方就项目计划调整一事也展开了沟通与讨论，当然资助方最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在发展资金的使用方面，CDF或者农业保险的形式更适合生产水平高、市场较成熟的农村地区所采用，而在桥上村可能适得其反。很多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在携带资源进村的同时还携带者浓烈的经验主义及教条主义进村，并在客观上与社区形成事实上不均衡的权力关系。而当“项目需要”时，我们中的很多人怀揣的“社区为本”就异变为“我们决策、社区行动”，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可行的行动策略的导入可能给社区带来极大的风险。

什么是好行动策略？项目导向下的行动策略不一定是好的行动策略，只有合适的行动策略才是好的行动策略；什么是合适的行动策略？符合社区实际的行动策略就是合适的行动策略。

什么是好的行动策略？这是社区群众给我们上的第三堂课。

2、如何行动策略：调整策略与制定策略

总体上，整个生产调整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社区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并利用蔬菜的生长周期避开洪水，同时推广一些抗灾能力强或者是避灾能力强的品种，如折耳根、雪莲果、蘑菇等。

蔬菜种出来，怎么卖却是一个问题。在产品进入市场方面，我们的策略是通过农民合作、分摊销售成本，进入贵阳等地的蔬菜批发市场。由于种植时间提前，因此前期的销售状况比较理想，能卖出好价格；但到了中后期，随着贵州各地蔬菜陆续上市，蔬菜价格狂跌，扣去各种销售成本后，S村蔬菜种植户的收入锐减，甚至亏本。

记得那年，项目人员每天凌晨3点就得爬起来，火急火燎地赶到五里冲蔬菜批发市场帮老乡卸菜与卖菜，煞是辛苦。

不管怎么样，第一期发展的160亩蔬菜算是完全销售出去了；但初次下水，遇到大风大浪，有些种植户惊魂未定，对此，社区组织了一次反思与总结大会。会议上，种植户对生产结构调整的成效进行评估。种植户认为，能够避开洪水期，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表明踏出去的这一步是正确的；但他们又指出，市场是个大问题，在社区缺乏有关能力及经验的前提下，以农民合作及规模优势进入大市场的实施策略是否可行？

市场问题不解决，神马都是浮云。

实在没招了，我们只好组织群众代表到周边小市场考察，谋求突破。S村周边共有四个小集市，虽然发育得很不成熟，但每到“赶场天”却煞是热闹，车水马龙、熙熙囔囔。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本地农民种菜的很少，居民蔬菜需求都由贵阳及清镇等地供应，同品种的蔬菜在本地卖得比贵阳等城市还贵。

本地缺菜，为何还赶贵阳？经过多次评估与充分论证，在我们的协作下社区推翻了已经推入实践的原行动策略，并很快做出调整：根据本地市场需求，调整种植面积、分散种植品种，并通过种植户合作进入周边小市场；蔬菜品种多了，相应规模就缩小，生产与市场风险也相应减少。

在新的生产收获季里，“S村制造”很快占领周边蔬菜市场，虽然收入比原计划少了点，但老农的生产及销售压力小了，心里自然乐开了花。

种菜成为S人的生产常态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第一，种菜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增收需求，而且随着上游水库的修建及干旱天气的频发，桥上村的种植生产已经面临发展瓶颈；第二，生产性的发展满足村庄能人及普通百姓的需求，但项目成果却无法惠及村庄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者。

这就需要我们与社区重新制定新的行动策略。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实行种养结合的生产模式及成立支持弱势群体发展的社区互助基金。

在养殖方面，推广“土鸡”养殖技术，增加商品鸡的附加值；同时与兄弟村庄的合作社开展生产合作，尝试探讨种草/种菜---种鹅养殖的环保生产模式。这些行动策略的产生是符合社区实际的，比如，养鸡是S村的传统产业，但是市场上的杂交鸡苗疾病多、成活率低，而且市场价格不高；引进的优质土鸡品种抗病力强、成活率高，而且能卖出好价钱；而引进种鹅养殖完全是为了实现所谓的“种养互补”，卖不掉的蔬菜及蔬菜边角料可以转为鹅饲料，减少生产成本与生产风险。

实践证明，S村的生产策略是成功的，不仅种得出来、养得出来，而且能够通过顺利进入市场取得经济增量，达到生计改善的目的。

NGO介入社区发展，强调的是发展惠及社区穷人，但在我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提供发展机会，比如资源及生产机会，但是对于其中一些特殊群体来说，譬如丧失部分或者全部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由于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他们可能会主动远离机会。

这也是我们进驻S村以后的观察结果，因此，我们多次与社区发展协会讨论另外一种发展惠及弱势的可行策略，这种策略的主要思路是，利用社区发展协会这个平台，为村庄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增加他们的社区福利，成立互助基金的想法也由此而来。

互助基金的构成包括部分项目捐助、社区生产能手及社会各界的捐献两大部分，资金用于过年过节时慰问社区弱势群体及社区文娱活动建设；另外一个用途是以贴息或者低息的借贷形式支持社区弱势的发展，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里我们更加强调社区互助的重要性。

与社区走过的这一段，是我们与社区不断调整策略及制定新策略的过程。中国农村现状千差万别，而社区发展过程又存在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因此行动策略的调整与制定势在必行，而且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在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行动策略不是项目执行方的，而是社区的，或者是我们共同的。

这是社区给我们上的第四或者第五堂课。

四、成长无止境

1、我们的成长：团队、执行力及工作方法

至今为止，我们与S村的合作还在一直延续。

在当下的中国，NGO组织的发展就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整个农村大团队人来人往总计将近20人次，从07年开始坚持到现在的也不过3人。而S村则象是我们永远的营盘，它不断迎来及送走投身农村建设的老中青三代有志之士，成为我们打不散的依托；它容纳我们，不断实现我们从认识到实践的转换，淬炼我们的能力，孵化出贵州和仁这个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农村社区发展团队。

我们从S村的现实及实践，梳理出以社区组织化与基层民主化为目标的民间切入乡村治理的行动框架，以回应中国农村行政治村所带来的发展困境；我们在此过程中反思项目导向的工作方法，提出“谁的发展，谁的策略”的行动方法论；我们从桥上生计改善的实践中，开发出农民合作及社区福利的行动框架，以探索农民增收难及公共福利缺失的解决方案；我们更从桥上人的身上学到如何沟通、如何教育的技巧，并开始涉足农民教育领域。

S村的发展经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汇聚成我们对三农的新认识，并为不同的实践场所检验，形成新的理论知识，不断推动我们的前行。

2、社区的成长：多方参与及自主发展

S村人几年的努力，终于进入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视野。2010年，贵阳一家企业捐献壹仟万元人民币，用于S村进村道路的改造，目前工程正处于施工之中；2011年，B市扶贫部门开始进驻桥上村，除了生产援助外，还投资六百万元用于河道加深、加宽及加固。

最为可喜的是，经过生产结构调整后，S村人不再靠天吃饭，不再单纯地依托外出务工维持生计；而同时，随着乡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村民除了通过合作开展生产之外，还对内开展公共服务建设，比如投工投劳维修道路、过年过节慰问村庄孤寡老人、举行譬如春节联欢会之类的社区文娱活动等等。外部资源的撬动，有力推动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社区逐渐摆脱对外部支持的依赖，初步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村庄的另外一个收获是，通过项目构建的便易管道，初步实现社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民主氛围，并勾勒出社区不同正面力量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融，“散掉”的村庄焕发出复兴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