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经验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经验到世界经验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重庆这个地方名字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重庆打黑，重庆唱红，李庄案。。。。。。但是总的来说，对于重庆这些年的发展还是停留在很表面的程度。而通过这次重庆经验分享论坛，突破自己以前对于重庆发展的简单认识，开阔了眼界。

一直以来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这种乐观是来源于对中国历史思考的总结：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也在进行市场经济；我们学过苏联，也学欧美；我们既有埋头苦干，也有改革开放。总的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尝试了很多国家发展的方法，也经历过很多失败和挫折，但更重要的事，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才是我们真正宝贵的财富：因为我们知道应该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之路。

重庆经验就是这样一个证明。

重庆这样一个不论是地理位置，地质条件还是经济结构都很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在地方政府的强势参与和吸取和借鉴其他地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重庆的特征，走出了一条新路。由此产生了一个很新的概念：政府市场经济。政府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在充分把握市场经济特点的同时，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优势，通过统筹安排、调控和政策引导，将市场经济和政府行政拧在一起，让资本回报社会。

重庆经验无疑是中国经验的一次新的尝试和突破。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经济和进行国家建设，并且在不断的尝试和突破。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告别来以苏联模式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走向以欧美经济理念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在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长久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盲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在GDP增长的后面，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是政府腐败，是社会动荡，是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是犯罪率攀升，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在下降。自由主义的经济所强调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在中国，乃至奉行自由主义发展的国家并没有发生。

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市场经济，我们也无法走回头路，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也被很多问题困恼着，所谓的现代化的陷阱，让很多人也开始质疑和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瓶颈期。

重庆政府通过主导要素市场，主要是土地要素，的资本化过程，并直接运作政府资本来获取额外财政收益，这些收益在政府的主导下，直接返回给要素的拥有者，通过合理利用市场，实现了三赢：政府，企业和生产要素拥有者。政府在税收的基础上，直接参与到资本和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让资本在政府的参与下，直接回到社会，从而避免了资本的盲目性，实现了资本的良性循环，而且走出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陷阱，从这点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创举，是值得推广和学习的。

重庆的成功，无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政府通过对资本要素的控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去有效引导资本服务人民，而不是放任资本盲目逐利。最后是政府，资本，社会三赢，成功破解了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死结。应该是很值得关注的新经济思想。

我们曾经有深圳速度，有苏南模式，现在有重庆经验，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创造更多好的发展模式，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话去跟他们交流”—一个农民眼中的农村工作

在重庆的整个培训过程中，听了这么多专家和学者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却是农民刘大姐的话。

“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话去跟他们交流”一句话就点破了农村工作的特点，也道出了我们目前农村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弊病。

“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在从事农村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用的语言体系和农民的语言是两种语言体系。

语言，这个很不起眼的东西，折射出了我们和农民们的差异。

因为我们是来从事农村建设的，或者是来改造农村的，加上整个社会的话语权都在我们这边，而不在农民手里，我们不小心就会认为农民们是需要被改造的，他们应该听我们的，吟出应该是他们学习和熟悉我们的话语，而不是我们去学习和了解他们的语言。

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种优越感是从事农村建设工作的人与生俱来的。

而这，就导致了刘大姐反映的现象：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我们没有考虑过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达。

晏阳初老先生曾说：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农民化的第一部就是从语言开始。因为所有的交流都是从语言开始的。

以前不论是在农村助学，还是后来扶贫，还是助教，每到一地，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学方言，哪怕学得再笨拙，我都要学，因为我认为语言是一个外人进入一个地区的第一个护照，因为无论你外表如何本地化，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是哪人。学习方言不但表示我们希望融入当地，也表明了我们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认可，同时我们向他们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也展示了我们的谦逊和虚心学习的态度，有利于我们被社区接纳。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使用他们的语言，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和世界，才能更好的了解农村和农民。

乡村建设从语言上的学习开始，到文化。

当年晏阳初先生有感于中国农民的“愚弱贫私”而投身于中国乡村建设，

说到这里，想到了费孝通老先生在《文字下乡》中说的，农村因为独特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不能用文盲来说明他们“愚”。我想他大概是针对晏阳初先生当年有感于中国农民的“愚弱贫私”中的“愚”而提出来的。费老强调农民不识字，不代表农民就是“愚”，他举例说：“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的话”。

这些话引起了我的共鸣：农村文化是不是就是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凭什么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落后的？我们评论农村文化落后，是不是用我们城市的标准来评判？如果是，我们仅仅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来评判农村，我们是不是很不客观科学和理性？在农村工作，我深深体验到农民的自卑感和无力感。当初我们给农村和农民贴的落后标签的后果现在开始显现了，农民们无力如何都要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城市去过活，除了在城市可以赚更多的钱，生活条件稍微好点，更重要的是可以彻底摘掉农民这个帽子，可以挺起身来做有尊严的人。在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蔑视和看不起农民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把农村建设好？君不见，农村的年轻人—那些最有思想，最有活力、创造力和学习能力的人全离开了农村，剩下的就是386199部队，大大增加农村建设和农村可持续性发展的困难。

没有对农村和农民的尊重，去从事农村建设，谈何容易。

写到这，我想到了刘大姐的话：你去倾听。

多么朴实的话啊。

是的，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倾听，去尊重，去了解，去学习，去交流。农村和城市文化各有其特点，在我眼中，二者是互补的：城市用经济和知识文化来帮助农村，农村则用土地和乡土文化来滋润城市。二者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教育与被教育，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在农村工作的时候，会不时听到农民们用羡慕的口气来赞扬：“你们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又聪明”。我一般会回答：“没有啊，其实我们是平等的。你们电脑用不过我们，但是我们放羊喂猪比不过你们啊。”对方听完往往会开怀一笑。

关于唱红打黑

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对于中国建国后的历史记忆还是比较清楚的，从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大地从来没有停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四清，什么反右，最大的当然是属于文革了。

经过文革后的人，基本都开始醒悟过来了，明白了所谓的运动是什么回事，尤其是政治运动。所以小平同志这样务实的领导人自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当了解了重庆的唱红打黑后，我心里就犯嘀咕。打黑我还能理解，这个唱红，感觉以前的政治运动一样。

尽管我能理解打黑，可是对于这样运动式的打黑我也持保留态度。特别是这种还是体制内的，运动式的，政治式的打黑。后来出了李庄案，心里对这样的打黑开始充满了疑惑。

因此4日在培训现场，虽然我没有得到话筒，我还是大声喊出了这个问题：这样体制内的打黑，如同我曾经经历过很多次严打活动一样，能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的问题吗？

宣讲嘉宾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7日那天我在垫江实习时，我得到了答案：体制的问题还是需要从体制上动手才能得到解决。

好了，答案揭晓，游戏结束。